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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维护一个交易安全、稳定的秩序和良好、有序的环境，正是私权得到良好行使的基础和条件。
建设法治政府任重道远，意义重大。关于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
但法治利在长远，未来属于中国。这样的社会不仅大大增加了风险的来源，放大了风险的影响和潜在后果，加速了信息流通的速度，分散了权力运行的结构，同时还呼唤并推动着国家治理机制的变革。长期从事行政法学研究的罗豪才教授如是说。经济增长方式的调整、要素市场的培育、市场秩序的健全、经济功能区的建设、经济调控手段的完善等，都需要进一步改革完成。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正式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并在1999年宪法修正案中予以确认，这标志着我国成功实现了治国理政模式的根本转变，具有里程碑意义。
建设法治政府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模式？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探索建设什么样的政府、怎样建设政府过程中无法回避的问题。今天，虽然我们已经成功地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但改革仍不到位。有感于此，人们不能不问，法治到底是什么？法治国家的关键不在仅仅有法，也不在法之多少，而在于法律的权威是不是真正地树立起来，法律至上的观念是否深人人心，执政者的活动是否纳入法律的轨道。
如上所述，她作为国家的领导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组织方面的领导是间接的。显然，这些现象与法治国家的基本观念相距甚远。这样一来，虽然执政党的一部分成员在国家机构之中，并担任领导职务，但该政党仍然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社团，与国家保持一定的距离。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4年第1期。
（2）通过在立法机构的党团的工作，发挥组织领导作用，控制立法过程和结果，使制定出的法律更多地表达其政治诉求。进入现代社会以后，虽然废除了君主制，建立了民主共和国，由政党取而代之成为执政者，但因为民主习惯的养成和制度的建立不是一日之功，加之最初产生的政党并没有民主法治社会的实践训练，不会按照法治社会的原则活动，仍然以人治社会的习惯对待法律。
二者之所以会融为一体，这是因为法律的权威与执政党的权威是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威，法律的权威是抽象的，主要是一种信仰或一种观念，它的实现需要具体组织的活动，而执政党正是这样的一种政治组织。一个单位虽然有一套制度，但实际的决策是第一把手（书记）说了算，他可以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改变以往的决策。因为政党是一种政治性社团，是某一阶级、阶层或利益群体的政治代表，其功能就在于及时地吸收、提炼和准确地表达所代表的群体的政治诉求，使之在国家的法律里有所反映，并得到国家权力的保护。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推进法治中国建设的伟大号召。
这又表现在两个方面：（1）在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在意识形态领域宣传其政治信念，掌握话语权，使之成为主流的意识形态。那么，实现了从党在法上到党在法下转变，是否意味着否认执政党的权威和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呢？回答是否定的。理由是：人们的行为，特别是国家机关人员的行为，并不遵循法律，而是有另外的规则，甚至是潜规则。否则，党就不在国之中，而是在国之上。
因为它所改变的只是执政党权威的地位和性质，和其领导的方式。这一体制显然仍是一种变态的人治。
因为国家的权力属于全体人民，法律所体现的是全体人民的意志，是全体人民智慧的结晶，所以，任何个人或组织在它面前都不应妄自尊大。这就产生了以党治国和党在法上的政治体制。
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其变为现实要经过激烈的斗争，要进行一系列的政治体制改革。不过要指出的是，政党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群众性的政治社团，因而必须与国家机构有所区别，使党政分开，不能让党组织直接行使国家机构的职能，不能使党员直接变为国家机关的公务员。这是因为现代政治是政党政治，国家的政治活动是离不开政党的参与和领导的。它意味着，这一转变不是不要党的领导，只是要求改变党领导的方式，使执政党用法律的方式来领导。那么，当前我国法治建设亟待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我们认为就是要正确认识和解决法律权威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要改变把二者割裂开来，甚至对立起来的观念和作法，要把二者统一起来，融党的领导于法律权威之中。这样一来，法律被制定和实施于社会生活之中，建立了良好的社会秩序，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了其他秩序所没有的好处，从而也得到人民的信仰，树立了威信，执政党也因为能在法律范围内的正常活动获得合法性和具有执政党的威望。
我国法制建设这些来取得了许多成就，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可人们普遍感觉现在仍然是人治状态。因此，要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就必须逐渐调整党与国家、法的关系，使政党的活动民主化和法律化，纳入法律的轨道，实现从党在法上到党在法下转变。
执政党之所以会成为执政者，就是因为其社会和政治信念，以及由之而产生的政策，对全国人民有更大的吸引力，其组织与广大群众能保持更密切的关系，其成为执政者之后能忠于职守，忠实地遵守国家的法律，因而能在更大程度上赢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当然，在进行使这一领导时，不能以他所在党的名义，而只能以所在部门首长的名义，并且必须严格遵守相关的法律。
而把党放在国之上，显然是不合适的，是有悖于整体大于部分之理和主权在民的原则的为此，法律规定以网络服务商收到通知为主观归责的条件。
诛身或诛心：区分对待 就快播事件所在网络视频领域而言，笔者认为，区分网络资源的发布者、索引服务者和下载者，并采取不同的归责原则是较为妥当的。而网络资源的索引服务者，他们的业务在于提供网络资源的索引服务而非网络资源本身。就网络资源的发布者而言，由于他们当然地知道网络资源的内容及权利属性，因此当其发布违法的网络资源时，应当采取客观归责原则。如果行为人没有过错也要承担责任，那似乎有悖执法公正。
这种观点在学术上可以称之为客观归责原则。对此，快播事件中似乎也已得到验证。
在避风港原则中，如果网络服务商收到侵权的通知后，及时删除即不承担责任，但若不删除则要承担侵权责任。比如说，避风港原则就是通过从立法上规定行为人的法律义务，从而拟制出行为人主观过错的标准。
笔者认为，实际上避风港原则正是确立了主观归责原则。就笔者的观点，以效率优先，兼顾公正的价值取向上看，有条件的适用主观归责原则，似乎更为大家所接受。
即，只要行为人没有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即视为行为人存在主观过错。有条件地采取主观归责原则，才更符合行政法治的精神。在这种情形下，笔者认为，对网络资源的下载者不宜采取客观归责原则，而应采取主观归责原则。在行政法领域，即使不可能像刑法禁止客观归责，但也不应任意适用客观归责。
不管主观过错的证明是难或易，在刑法领域诛身不诛心的客观归罪是严格禁止的。换句话说，如果网络服务商没有收到侵权通知则视为没有主观过错，如果网络服务商收到侵权通知后而未采取相应的删除措施，则对其应认定为存在主观过错。
诛心：主观归责原则 然而，站在行为人的角度，以客观归责却是难以接受的。另外，从证据理论来讲，自认和推定也是十分常见的主观证明方法。
当然，以快播事件而言，以自认来证明主观过错似乎已经不可能了。客观归责原则，它其实符合行政处罚以效率优先的法律观念。